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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两则

 

2012年12月,我在甘肃白银做土壤污染调查,报道《白银病人》已见诸《新世纪》周刊。在白银的五天,我呼吸城区刺鼻的空气,顶着寒风在黄土坡徒步走过一个个村庄,也吃鲜嫩的手抓羊肉和蒜香扑鼻的酿皮,感受这个城市迟暮之年的苍老。现在,我想写写污染之外的白银。

 

小火车

这是接送矿区工人上下班的蒸汽小火车,型号上海1470。车厢陈旧,座位上积着厚厚的煤灰。

每日三次,小火车都要从位于白银市中心的小什字火车站台驶出,向北开去,终点是十五公里外的深部铜矿,一路经过铅锌厂、三冶炼和小铁山矿。这是白银市二十多个资源型工业企业和多个重金属矿区中的重点企业和矿区,在白银正式建市之前,他们就已存在。

小火车是免费乘坐的。在结束采访的前一天,我终于从站台一位操着东北口音的工作人员打听清楚小火车的时间表:早晨7点,小火车从站台出发,送早班工人进矿,接夜班工人回城;下午3点,晚班工人进矿,早班工人回城;晚上11点,夜班工人进矿,晚班工人回城。

第二天下午三点,我准时出现在站台。站台上有两个摆摊的小贩,售卖香烟、打火机和饼干,百米之外的露天市场还可以买到馍馍和馒头。摊点边几个矿区工人抽着烟在聊天,他们一点也不着急赶不上火车,待车头传出“嘟嘟嘟嘟”声,才慢悠悠地掐了烟,走上车里来。车厢里,两个上了年纪的回族阿姨在卖报纸和零食,但少有人搭理。

我找了车厢连接处附近的座位坐下来。窗户很脏,往外看不清东西,只是一片灰黄色。我左侧那桌坐着两个矿工模样的男人,干瘦,带着大毡帽,约莫六十多岁,双手粗糙,头发花白,衣着单薄而破旧,几件不合身的衣服被腰间的麻绳松垮地捆在身上。可能是因为我的打量令他感到不自在,靠窗的那位开始抽起了烟。不是成盒出售的那种香烟,是自己用报纸卷的手卷烟。

我害怕自己冒犯,便不再看他们。离开车还有三分钟时,车厢已经坐满了,后来的人上车后四处张望,找熟悉的朋友身边坐下。一位打扮整齐的大爷在开车前半分钟上车,凑在我身边的座位坐下。火车开动了。

大爷七十多岁,也是东北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来到白银,退休前是三冶炼厂的工程师。他现在坐火车去厂里,是去澡堂洗澡。而之所以做坐小火车去厂里洗澡,是因为厂里的澡堂对老员工不收钱。后来坐小火车回城时,我果真遇到几个从厂里洗澡回来的工人,一对母女甚至用毛巾裹着湿淋淋的头发就上车了,也不担心冷风吹着着凉。火车开动后,她们开始打毛衣。

车门早已坏掉,敞开着,无法关上,上下车倒是很方便,但寒风灌进车厢,我直打哆嗦。我于是在车厢里走动,去车厢链接处拍照。小火车有四节车厢,每节车厢都一样破旧,一样满满当当坐满了人。有人抽烟,有人聊天,有人打盹,有人打牌,有人和我一样无所事事四处张望。

站在车厢链接处往外看,一路经过的是冬季赤裸的黄土丘和堆砌在山脚的矿渣丛,几乎没有村庄。从车头传来的蒸汽夹杂着煤灰打在脸上,眼前一片朦胧。几个大厂子的确壮观,延绵数公里的工业设备和厂房堪称巨型,站在移动的火车上望去,高低远近皆是机械设备,穿着工作服的工人像蚂蚁一样在钢铁怪物间蠕动。

我在终点站下车,随人群进入深部铜矿厂区。人群很快消散,等他们钻进厂房或办公室,偌大的厂区只能听到我的脚步声。寒风拂面,我的手已冻得通红。这个鬼地方根本看不到人,只有远处一条运输带还在工作,警卫室也是空着的。我看到一片废弃的矿井,井口已经被石块和木条堵住。约莫两百米之外,是一个巨大的矿坑。这大概已是掘地数百米,把整座山都挖空了吧,真是震撼。警示牌上写着“塌方区”,我没有再进去。

五十多年了,白银市包括铜矿、铅锌矿、金矿、煤矿等多种矿藏维持着24小时不停歇的三班倒工作制,直到矿区枯竭,矿井塌陷。现在,小火车依旧守着过去的时间表,矿区却只剩一片衰败景象。

集体梦

2008年,白银被定为国家首批资源枯竭型城市,以十亿计的国家财政资金转移用于支持白银的工业结构转型。也是这一年,从白银出走的民谣音乐人张玮玮和郭龙回到白银,发现城口赫然挂着横幅:“热烈祝贺白银成为国家首批资源枯竭转型城市”。真是现实荒诞剧。

四年后,张玮玮和郭龙出版了一张温暖精致的专辑,取名《白银饭店》。在专辑内页的长文,张玮玮写道:”当我想起冶炼厂烟囱里的浓烟,我就写: 黑夜白天 迷雾已笼罩/ 那座名叫白银饭店的孤岛/此刻我在 在那里奔跑/奔跑在那片深远未知的蓝。” 我想,这是他们纪念年少时代死在集体梦里的白银城的方式。

白银的确没有蓝天,工厂烟囱排出的烟雾使大半个城市笼罩在灰黑色的迷雾之中,连阳光也只能绕路走过。但那些高耸的烟囱和变化多端的云团,在被高压电线分割的天空里又显示出一些冷峻的美。

我就住在歌词里反复出现的白银饭店那栋改装过的旧大楼里。在我居住的楼层之上,是白银最好的娱乐会所。每晚,我写memo至深夜,总能听到音响里传来的酒醉后撕心裂肺的歌唱。西北人好酒好歌,但在白银饭店,男人摔碎的酒瓶和女人破碎的妆容,都与酒与歌无关。

每天早上,我听着这张专辑,洗脸、穿衣、回邮件,戴上厚厚的帽子、围脖和手套,出门迎接一整日的尘埃与光照。城乡公交很方便。每天,我从汽车站出发,花四块钱坐到黄河边,然后徒步往北,进村采访。出城时,汽车经过正在削山造城的新工业区选址,浮尘漫天。在黄土丘前,挖掘机和人都显得那么渺小,但土丘最终消失,夷为平地。

几十年前,白银就是这样在戈壁滩里凭空生长起来。它因矿产而起,因矿竭而衰。这个城市没有根基,但村庄有。这些在黄土坡上世代居住的原住民对脚底的矿藏没有任何掌握权,他们接纳了外来的开垦者,也承担了数十年暴力开发给这片戈壁滩带来的污水、烟尘和废渣。

在集体梦破灭之时,污染早已侵蚀白银市区和城郊的土地。过去从四面八方赶来西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外来移民和他们的后代想方设法从白银离开,白银辖属县镇的原著居民渐渐补上这些工厂里的空缺,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夺回了自己的土地。

在白银,我看到了自己童年的影子。90年代出生的我,没有经历过集体梦的黄金时代,但赶上了它最后的温情。我的父亲过去是电子工程师,在那个依山傍水而建的军工厂里,他只是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中的一个。我翻看过他的相册,那些自己拍摄、冲卷、洗印的黑白照片里凝固着他和同伴青春洋溢的脸。在那个国营大厂的场院里,有当时院门外难以企及的完善的公共设施,连子弟学校也是市里屈指可数的。在厂子倒闭后,学校也关门了,学生们只能去十几公里外的市重点上学。那会儿,家长们合伙租了辆卡车,学生们拥挤着背着书包站在车后,如此往返家和学校。

我们一家在厂子正式倒闭之前搬离。在厂办幼儿园,我只上了一年学,那会儿学校伙食已经不好,每日变着法子吃南瓜,把我恶心坏了,以至于我到现在闻到南瓜味道都会犯恶心。我的音乐老师是父亲的前女友,后来嫁给厂长儿子,她对我也很不好,不让我上元旦汇演的节目,年幼的我曾对此记恨在心。

我同学的父母都是厂里的工人、工程师或领导,他们从天南海北来到这个赣中小城扎根,南京人最多。我们之间总有隔膜,隔膜来自天南海北的方言和各自迥异的生活习惯。即便迁居十几年,我们的父亲仍旧带着故乡的痕迹,异乡人依旧在异乡。但或许是出于交流便利的考虑,连年纪最大的老太太都在努力对我们说普通话,在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当地土话,我到现在也说不出家乡话,也是这个原因。

模糊的记忆里,集体澡堂很大很多人,夏夜的溜冰场上会放露天电影,我最爱吃的是厂办冷冻车间自制的2毛钱一根的巧克力冰糕,大人家长里短的谈话里偶尔谈到横躺厕所的女尸或菜市场前大垃圾箱里无人认领的婴儿。不过,还没等我长大到可以登记进入厂区给父亲送午饭,他已经从厂里离职,投身下海大军,十几年里和工厂人事上的拉扯已是另一个故事了。

搬离集体大院后,我很少回去,也很少听到幼儿园伙伴们的消息,他们大概也随父母各散天涯了。高中毕业后的暑假,我还是去厂区看了一次。那个小时候看来无比巨大、走也走不完的大厂区突然变得很小很小,那些曾经熟悉的房屋经过十几年的风吹雨淋,无一例外地显露出衰老。溜冰场还在,家属大院还在,厂区大门依旧紧闭,但幼儿园门口的大象滑滑梯断了台阶,那个过去热闹的大礼堂已经改作他用,不再有舞会和商品展销。我经历的,的确是它最后的繁盛。

若干年后去成都旅行,我特意去看了420厂,那是贾樟柯《二十四城记》的创作来源。还有铁西区,我也曾特意去看。我把这看做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朝圣。我想,如果有人扛起摄像机,将镜头对准白银,大概会收获同样精彩的故事。甚至,黄土和戈壁会给这样的记录赋予更多的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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