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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千块的责任

M是某地人大主席,我们曾在去年打过一次交道。这次见面,他告诉我,因为去年塞给我四千块红包,他受到了处分。

那是一次并不愉快的经历。

我在某地采访,恰好碰到村务公开日,M坐镇,把我逮了个正着。

我们在他的办公室做了简单的交谈。言语间,他不停劝说我放弃这个选题。大意是,事情已经过去了,没必要深究,就不要再报道了。

那天中午,M和另两名公务员非常客气地开车送我去市区吃午饭。等着我的,是某市环保局局长、市委宣传办主任等近二十人。那是一顿非常丰盛的午餐,席间服务员还给每人派了一包硬包芙蓉王。

“小刘,你真是辛苦,这么大老远地来我们这里指导工作。下次一定要提前通知哦。”宣传办主任穿越小半张桌子来跟我敬酒。

我喝茶回应。心想,这趟采访算是基本完蛋了。

我不想暴露住处。饭后,我坚持自己打车走。

我的努力是枉然的。因为经验不足,我入住前是用自己身份证登记的。很快,环保局某位女工程师和市委宣传办某女公务员敲开了我的门。在我反复推搡无果后,她们把一块巨沉无比的大石头留在了房门口。这块大石头,算是当地名产。

又过了没多久,M挎着黑色公文包,出现在房门口。

“小刘,这次辛苦你了。你明天几时走?需要帮你订机票吧?我们开车送你去机场吧?”M说着,硬是进了房门,把一个印着某镇政府全名的牛皮纸信封放在了桌子上。

又是一轮推搡,无果。

M笑嘻嘻地退出房间,随手关门,不忘嘱咐我好好休息。

待他离开,打开信封,厚厚一打毛爷爷。数了数,整整四千块。

和编辑商量后,我决定先乘次日最早的班车离开,再择日返回采访。

在此期间,宣传办主任反复用电话轰炸我。晚上七点多,在我一直拒接电话后,他也出现在我的房门口。

“小刘,还没吃晚饭吧?晚上去不去唱KTV啊?不要显得我们照顾不周哈。”宣传办主任说。

(大晚上的,你们派个陌生男人站在小姑娘的房门口,真的合适吗?)

KTV就不唱了,实在没心情。饭,还是吃一点。我是又气又饿。

主任跟我拉了半天家常,话题回到原点:明天几点走,我送你去机场吧?

我随口说,早上七点,坐最早的城际大巴走。

那天晚上,我辗转找到一位在当地的朋友,约好早上六点到宾馆门口接我。我想着趁天没亮,赶紧溜。

事实证明,我还是经验不足,原本应当半夜开溜的。次日早上不到六点,我下楼结账,前台告之已经付过。宾馆门口,朋友的车还没到,宣传办主任却打着伞,抽着烟,站在银色小车旁守着我呢。

我坚持要等朋友来,坚持坐她的车,坚持自己坐大巴走。短暂的僵持后,他们放我上了朋友的车,不忘把那块我特意留在房间里的大石头塞进后备箱。在汽车站,M已经替我买好离开的车票。塞给我后,又问:真的不用送?

谢谢了,真的不用。

这群早起的男人们坚持看着我上车,然后守在出站口,直至目送我乘大巴离开。

大巴的终点,迎接着我的是瓢泼大雨。市郊的车站挤不上公交,也打不到车。我没有伞,拖着那块巨沉无比的大石头上了黑车。

路上,我一心想把石头寄掉,把钱寄走。打电话问顺风快递,拒收。去邮政储蓄,拒收。好在古老的邮政汇款不需收件人账号,有个地址即可。填好汇款单,地址某镇人民政府。公司没有汇款报销的选项,于是自付40块邮费。然后拖着大石头,重新走进雨中。

现在想来,被政府官员围追堵截的经历,充其量只是狗血。拖着寄不走又扔不掉的大石头走在陌生城市,哭死也打不到车,连站在公交站台等车也被雨浇湿,才是真的狼狈。

几天后,我重返某地,采访顺利。走前,我把大石头留给村民,叮嘱他们待我发稿后,把石头送还给环保局某工程师。

那篇稿件,经过些许波折,最后刊发在《新世纪》周刊。

事情并未在此画上句号。

几个月后,几位村民带着上访材料和《新世纪》周刊,走进了中纪委大门。一位高官接待了他们。听罢村民陈述,这位高官表态要严查官员违纪。不多久,一纸批条下发至某省,督查小组也到了某地。

M首先接受了督察组的审查。在中纪委,村民告诉上述官员,来采访的记者,都被当官的拿钱收买了。他们举我的例子说,M给记者塞了四千块钱红包,让她不要报道。

一年后再见面,M表现地像个老朋友,但仍对此事念念不忘。

“当时是考虑到你的来往机票和路费,你跑一趟不容易。这四千块钱也不是我的个人行为,但是还能怎么办呢,我只能替组织把这件事情担下来。我到这个岁数了,也都看开了。”M说。

至于那块石头,现在仍村民家躺着。村民坚持要等到事情解决了,再把石头送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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